与鹤为伴的隐士张天骥放鹤的故事躬耕自食。“一欢难力致，邂逅有胜特。”苏轼居徐州期间曾多次拜访张天骥。元丰元年（1078年）春，天大旱，庄稼枯黄，百姓仰天叫苦。苏轼一向关心民间疾苦，听说张天骥家藏有一虎骨，若将它置于潭中，龙王被激怒，便降甘霖。苏轼祈雨心急，立马登山拜见张君山人。张天骥喜爱养鹤，建了放鹤亭，也想借苏轼神来之笔为亭作“记”。于是两人的来往更加密切。苏轼在《访张山人园》诗中写道：“壁间一轴烟萝子，盆里千枝锦被堆。惯与先生为酒伴，不嫌刺史亦颜开。纤纤入麦黄花乱，飒飒催诗白雨来。闻道君家好井水，归轩乞得满瓶回。”苏轼先后七次以张山人为题，写诗作赋，留下千年佳话。
我们揣摩苏轼的《放鹤亭记》，不难发觉它有更深层次的寄托。苏轼与王安石的主张不合，远离朝廷，不能如愿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和聪明才智，因而不时流露失意的情绪和归隐的念头。于是，他借写《放鹤亭记》，把心中的情感倾诉出来。
鹤与文学的关系一向很密切。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中就有“鹤鸣九皋，声闻于天”的记载。在文人笔下，鹤风姿秀逸，神态潇洒，被喻为隐士。宋人林逋隐居杭州孤山，植梅养鹤，有“梅妻鹤子”的情趣流传。张山人养的鹤，“甚训而善飞”。当鹤归来，“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”尽享隐居之乐。好鹤已成为文人雅士的癖好。同是好鹤，然而有时结果迥异。卫懿公好鹤，“则亡其国”，“山林遁世之士，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，而况于鹤乎。”再譬如饮酒，周公、卫武公认为“荒惑败乱无若酒者”，因此分别作《酒诰》、《酒戒》来规劝别人，提醒自己，然而“刘伶、阮籍之徒，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。”在苏轼看来，有刘伶、阮籍为师，有张山人相伴，不也像闲云野鹤一样逍遥自在么？
放鹤亭自北宋以来屡圮屡建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放鹤亭已非原貌。怪不得初到云龙山，瞥见放鹤亭，我心中就疑惑，这个“亭”简直就像“厅”，怎么叫“亭”呢？后来我了解到，原来不少专家学者也曾对放鹤亭的形制提出质疑，建议把“放鹤亭”改为“张山人故居”。徐州的苏学专家惠光启还特别撰文呼吁“徐州重建千年胜景放鹤亭”。放鹤亭是什么模样，历来说法不一。北宋著名诗人贺铸的《游云龙山张氏山居序文》有这样的记载：“亭下有小屋曰苏斋，壁间榜眉山所留二诗及画大枯株，亦公醉笔也。壬戍秋，余初至徐，张惠然见临，继相招为山中游。女仆侯门巷，青桂双翠鬓。苏斋轩明，饼火焚椒兰。墨鬼神护，清诗冰玉寒。森然拱檐溜，架石排琅旰。东趋放鹤亭，磴道披茅菅。指顾百村落，炊烟村莽间。”清人吴友如的画“放鹤亭图”，展现在峻岭之间的放鹤亭，多级斗拱，秀丽攥尖，亭顶全面铺瓦。朋友对我说，“放鹤亭”是现在的“厅轩式”，还是将来纯粹的“亭”，已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登临云龙山，感受放鹤亭超尘脱俗的仙境，领悟苏轼清静无为的理想追求，获得情愫的升华，心灵的满足。
放鹤亭是古往今来人们的游览胜地。乾隆皇帝曾四次登云龙山拜谒放鹤亭，并御笔书写苏轼的《放鹤亭记》。毛泽东在游云龙山时曾称赞《放鹤亭记》文情并茂，成为流传千古的著名散文。人们钟情于放鹤亭，正好印证一位伟人的那句话，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。我想，如果苏轼在徐州没有抗洪保城的壮举，没有祈雨救灾的虔诚，没有寻煤冶铁的执著，决不会赢得徐州人千秋景仰和缅怀。我在徐州会上会下，常听到徐州人自豪地尊称苏轼为“我们的老市长”。我觉得这句话虽平常而分量却很重。它流露出徐州人感恩的高贵品质和对苏轼敬仰的深情。徐州是全国几个保护和修复苏轼遗址作出显著成绩的城市之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