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北京，养鸟的人很多，多数都是上点年纪的。早晨总有人拎着鸟笼子，到街边遛跶，这叫遛鸟。遛到公园，通常是把鸟笼子挂在树上，鸟晒晒太阳，人也晒晒太阳，活动筋骨。普通人没钱，养的多是土百灵，都一个摸样，比麻雀大点，灰不拉唧，也不怎么叫。形式上讲是一个关在笼子里的生命，也是鸟笼子外主人的一个玩物，一个寄托。
玩得稍高级一点的人，养个画眉、鹦鹉、八哥、鹩哥什么的，也得每天遛，更难伺候。北京有很多花鸟市场，卖的品种繁杂，好鸟价格高，待遇也不一样，配套的鸟笼、鸟食碗五花八门，有的一个鸟笼或鸟食碗就得上万元，工薪阶层难以奢望。
曾经流传过这样的故事，一个玩收藏的先生，去鸟市闲逛，发现一个鸟笼子里的鸟很普通，可鸟食碗不一般。他假装观鸟，却仔细辨认笼中物，判断是清代乾隆年间宫廷用鸟食碗。开始询价，那两只普通鸟被卖鸟老板叫出了天价，几经侃价，他反复琢磨，鸟不值钱，但鸟笼子、鸟食碗也值这个价了，于是就下决心买了。成交的时候，卖鸟老板反复说，一旦付钱不得反悔，先生当众承诺同意，卖鸟老板收完钱，却把那两只普通鸟装在一个普通鸟笼子里给了他，他懵了，要原装的鸟笼子和鸟食碗，老板说，就靠这个鸟笼子和鸟食碗来做生意，都卖了几十对鸟了。
我不懂鸟，对养鸟没有爱好。在北京这么多年，只去过一次鸟市，就那一次还被卖鸟人忽悠着买过两只画眉。拿回家开始还逗逗，喂喂食，观察观察习性，发现两只鸟性格不同，公的叽叽喳喳，飞来飞去，性情暴躁，伸出手它会叨手指，最恶劣的是它总爱拔母鸟的毛。母的温顺，不叫也不动，没多久，暴躁的公鸟死了，留下没有多少毛的母鸟，准备把这只孤鸟放掉，但觉得，这鸟从出生就被关在笼子里，已经不能回归自然，放了也无法生存，就一直养着。从来也没有遛过这鸟，一周才喂一次，就这样，这只鸟在我家养了几年。有一次出差回来后，发现鸟笼子不见了，我问儿子，他没有回答，估计是送爱养鸟的人了，因为他早有这个意图。
有一年夏天，在北京西二环官园桥附近的小公园里找人，看到几个年轻人在玩鸟。他们是玩家，玩鸟人右手握着一只鸟，长长的尾巴，羽毛很漂亮，一旁有观众说，这鸟叫寿带，北京很罕见。那玩家一转身把鸟抛向空中，接着左手拿一根橡皮管对着嘴猛吹，管里发射出像玻璃弹一样大的彩色球，那鸟则在空中俯冲下来，一口叼到彩色球，盘旋几圈后就飞回来，将彩色球吐到主人手掌里。每次主人都安慰一下，象征性地抚摸鸟的背部，再给喂几粒麦子，不停地重复着这个过程。我想这寿带目光短浅，只想着眼前的那几粒麦子，却不知道远方成片的麦田。
更高级一些的玩家，通常非官即富，总喜欢附庸风雅，家里养会说话的鹦鹉、鹩哥，闲暇时候逗逗，学说一些人话。在兰州有个大户人家，住着一个四合院，主人买来一只鹦鹉，天天教说话，那鸟就是不开口，认为是只不会说话的鸟，便不再认真培养。平日里，只要有人敲门，主人便要用兰州话问：“谁一个？（哪一位的意思）”天天如此。一天主人外出，家中无人，有人敲门，那鹦鹉学着开口了：“谁一个？”门外来人用兰州话回答道：“邮递员!”鹦鹉只会这一句，就不停地问，那邮递员脑子比较轴，不停地回答，直到累得口吐白沫，昏死过去。主人回来了，看到门口有个人倒在地上，问了一句：“谁一个？”鹦鹉马上答道：“邮递员!”
有一个腐败官员家里养的鹦鹉，见到来客人就说：“茅台酒、茅台酒，中华烟，中华烟。”来办事的人自然心领神会了，这都是小官吏。更大的腐败官员家里养的鹦鹉会说：“发红包、发红包，要Dollar、要Dollar。”
我们报社的小林，是一位文字记者。有一年去新疆油田，在准噶尔腹地采访一个采油作业区。戈壁滩上环境艰苦，见不到多少绿色，作业区营地建了一个内部小花园。小林一到就发现，那花园门廊下有一只八哥站在鸟架上，听说是员工为解闷养的。大家围在一起给记者介绍这只鸟，说它聪明，会说话。本想展示一下，可那鸟不知是人多还是见到陌生人的缘故，任你怎么对它说“你好，你好”逗引，它怎么也不开金口。大家分头去干活了，好奇的小林还在那里坚持逗鸟。三分钟过去，觉得看着也没希望了，临离开前，鸟儿在背后开口了：“发奖金！发奖金！”吐音非常清晰。鸟，突然开口了｜正午他笑了，真是说出了一线石油工人的心声啊。
小古是我刚来北京工作时结识的一个朋友，他是给领导开专车的司机。那会我们同住六铺炕中油宾馆的员工宿舍，晚上经常在一起撸串、喝啤酒。也遇到过他对着宾馆的服务员学鸟叫，每次都会把一个姓马的服务员逗得前仰后合地笑。
他是个老北京，当过兵，文化不高但口才好，家住长安街南的金鱼池小区。这个地盘就是解放初老舍写的《龙须沟》原形地，当年龙须沟是京城臭水沟的代名词。解放后政府改造，将这里建成小区，取名金鱼池，成为那个时期政府改善百姓居住环境的典范工程。如今的金鱼池小区鸟语花香，环境优美，老人孩子居住在这样的院落里，很有幸福感。
去过小古家一次，他家住大院的东头，要穿过花园。我看见楼下一群老头在逗鸟，那些鸟各式各样，其中有会说话的鹦鹉，难怪小古会学鸟叫。
有一年冬天，大院里一个老太太去世，小古受委托，要请我去翻拍一张老人的遗像。到达楼下，一群老头一边在逗鸟一边在聊死人了的事，有个老头知道我是来翻拍照片的摄影师后，给我递了支烟，客气地非要给我点上。正点烟时，鹦鹉突然说话了：“死人啦！死人啦！”烟没有点着，老头就扭头去骂那只鹦鹉，说：“不许胡说！”那鸟在笼子里往后挪动一步，侧着脑袋，眼睛盯着老头看，不再吭声。老头继续给我点烟，刚点着，鹦鹉又说话了：“死人啦！死人啦！”老头这次很生气：“不许胡说！你丫再胡说，就把你丫关黑屋子里去！”鹦鹉往后挪动了一步，这次害怕了。其他老头都笑了，这只鹦鹉是给我点烟老头养的，他感觉没有面子，给我解释说，这只鸟是个脏口，还在调教中。这时又传出那鸟的声音，还是正宗的京腔：“操噢你妈！操噢你妈！”老头怒了，提起鸟笼子就冲到地下室去了。
后来，我与小古都分别到了不同的单位工作，也不再常见面。一晃都十年过去了，去年的一天，他约我喝啤酒，我提起他们金鱼池小区老头养鸟的往事。他有点黯然地告诉我，他早就不再住那里了，离婚了，房子给了他老婆。我惊讶地问他，是有外遇了，难道是当年用鸟叫声逗的那个服务员？他哼唧一会回答，是，姓马，结婚两年了，生了个男孩已经3岁了。我恭维他老来得子，他说，这几年的苦处只有自己知道。
什么画眉、八哥、鹦鹉这些都是鸟类里的贵族，最普通的麻雀没有这些待遇，但要看遇到什么样的人。
摄影记者海里鱼给我讲述过他与一只麻雀的故事。那是1992年，他在新疆塔里木油田当驻站记者，经常是坐着沙漠车穿着信号服，深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腹地采访。
那年7月份，他去塔中4井采访。这口井是在“死亡之海”的腹地，又遇到沙漠里最热的季节，下午两点的时候，地表温度几乎达到摄氏80度，穿着沙漠靴，蹲在沙漠里拉屎都要不停地挪地方，要不烫脚。
那个井队刚刚搬迁到位，还没有开钻。那时候在沙漠里和外面的通讯手段主要是通过电台联系。每个井队里都有电台室，发电报的都是小姑娘，这个队发报员长得蛮漂亮，是让人过目不忘的那种。
采访快结束前一天的下午，他在板房里写稿，突然听见有人敲门，进来的就是那个发报员小姑娘，很惊讶。问她有什么事，她说：“你们是记者吗？听说你们明天要出去。”她说的出去，就是指出沙漠。
海里鱼回答道：“是啊！”
小姑娘有些腼腆地说：“有个事想麻烦你们一下可以吗？”
他痛快地回答没问题。小姑娘接着说：“我养了一只麻雀，你们出去的时候，能不能帮我把它带出去给放了！这里面太热了，你们不把它带出去，它肯定会死的……”
原来，这个井队开始是在沙漠边缘打井，后来逐步搬迁到了沙漠中心，井队每天都有很多剩饭剩菜，周围的麻雀都来井队觅食。随着井队一步一步向沙漠腹地深入，麻雀就跟着一步一步进来了，由于距离太远，环境太恶劣，麻雀想出去就太难了，结果是麻雀已经离不开井队了，与井队相依为命。
每天干完活，无聊的时候，小姑娘就在营房外和麻雀玩，时间长了，麻雀和小姑娘成为好朋友。
一伸手，麻雀就会落在她的手上，她给麻雀喂水喂食。
随着季节的变化，和进入沙漠的深入，原来的几只都不见了，就剩下最后一只麻雀了，听说记者要出沙漠，小姑娘就鼓起勇气说了那番话。
因为，她认为记者还值得相信，其他人不敢相信，怕半路还没出沙漠就把麻雀放了。海里鱼是个性情中人，听了很感动，向她保证一定把麻雀带出沙漠。第二天，小姑娘把麻雀装在一个自己叠的牛皮纸盒子里，放了一些米和一个瓶子盖，嘱咐半路一定要给它喂水。就这样，依依不舍地和她的麻雀告别了，看着麻雀随着沙漠车和车后的沙尘消失了。
出了沙漠，海里鱼兑现了承诺，找了一个有水有树的地方，把麻雀给放了。麻雀离开牛皮纸盒子前还左右看了看，就展开翅膀飞向了天空。